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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十五次决定性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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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V5 涓涓之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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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0-23 15:20:1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个人觉得中国历史上战争带来的影响,往往不是技术性的,也不是军事性的;而是政治性的,或者文化性的。一场战争分出胜负之后,带来的往往不是技术上的变革,和与之带来的军事制度上的变迁;而是政治集团的消长,和与之相伴的社会文化的摇摆。



第一战 牧野之战

我们现在根据文献和出土文物,再比较殷商文明和周文明,会发现两者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殷商文明盛行奴隶制,甚至将大量奴隶投入生产。商人信鬼神巫祝,好占卜,青铜器制造工艺水平极高。周文明则是典型的农耕文化,以小自耕农为生产主体,崇拜祖先,极为重视农耕,但青铜器制造方面似乎较弱。

有关这一时期可信的史料不多,我们现在只是大概知道一些基本事实:周王曾国一度受商王朝控制。但是商王朝后期国力衰弱,但似乎还保留一定的军事实力。周王国则是努力壮大自身势力,并且积极寻找同盟。当最后一任商王帝辛带兵进攻东夷时,周王国汇合了数量众多的同盟,并发动了叛乱。商王帝辛仓促集结有限的兵力迎战。两军相遇与牧野,商军大败,帝辛死亡,商王朝灭亡。

战后,周王朝建立,但是它依旧将自己的都城放在关中地区,而非华北平原。商王朝的都城殷,虽然被封给了帝辛的儿子,但是这个诸侯国又在之后的叛乱中被消灭。于是殷都也就逐渐变成殷墟。在战后的政治秩序重组中,周王朝以分封制和宗法制为基础,通过分封宗室和功臣,将其周文明的影响力向外扩展。其对后世的影响力是相当根本而且深远的。

小自耕农,而非奴隶,在日后成为中国生产活动的主体。农业被摆在各种生产活动中的首位。祖先崇拜时至今日仍是中华民族最为重要的信仰之一。关中地区在此后一千年里,都是中国各代王朝的政治中心。殷商文明创造的甲骨文,则被周人发扬光大,日后逐渐演变成通行数千年直至今日的汉字。

另外一种有趣的假设,是假如商王朝能够顶住周王朝的进攻,或者能在某种程度上同化周文明,那么历史又会朝何种走向发展呢?这个假设实在过于庞大,又缺乏当时之史料,所以很难回答。鬼神信仰和泛神信仰是否能够演变成更加系统的多神信仰?商业城邦是否会作为农业封国的替代品而出现?这些问题恐怕我们永远都不得而知。

间幕一

周王朝建立后大约持续了三百年,最终走向衰弱,而为游牧民族所摧毁。中国进入了春秋时代。周王室东迁至诸国林立的中原地区后很快就彻底衰弱,从而导致周代的各个封国之间缺乏有力的仲裁者,所以一些力量相对较强的诸侯便觊觎这一地位,而成为霸主,但都难以持久。

在春秋时期,各个封国内的政治制度,和周王朝时代尚未有本质的变化。他们或多或少,都是之前周王国的大大小小的翻版。王国的常备军数量有限,一旦发生战争则动员领主临时性的扩编军队。生产主要靠自耕农,税收则靠自耕农耕作领主所拥有的“公田”,以及各式各样的劳役。城市数量少,规模小,城防规模也有限。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争霸战争、天灾、游牧部落的渗透,以及技术的进步,一场剧烈的社会变革发生于春秋战国之际。许多小国逐渐被消灭,而新占的领土则由君主委派的官僚掌控。地方上的人口增多,民众忙于开垦新田,而领主们的公田则渐渐无人问津,领主的权威开始丧失,因而税收政策也必须调整。根据土地面积向自耕农收取田赋,成了新的通用税制。越来越多的城市被建立起来,成为地方上的经济中心。

因为田赋的收入和城市的经营都由国君和他的官僚机构来管理,他们在挣脱地方领主的束缚后,财政和军事动员能力都大大增强,于是战争的规模也随之而扩大。拥有更多的领土,就意味着拥有更多的田赋和人口,进而拥有更多的战争资源。于是以兼并它国为目的的战争便不可避免。“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整个中华大陆都充满了血雨腥风。

从战国中期开始,位于关中地区的秦国逐渐强大起来。在接下来的80年里,他们的主要竞争对手魏国、楚国、齐国都先后被打垮而衰弱。截止长平之战爆发前,只剩下赵国还拥有单独对抗秦国的力量。


第二战 长平之战

公元前279年,秦国再次大败楚国,攻取了都城鄢郢。在那之后不久,秦国的进攻重点开始转向邻近的三晋 -- 即赵、魏、韩三国。然而前269年,却在进攻赵国的领地阏与时,被赵国将领赵奢大败。但秦国的攻势并未因此而停止。公元前265年,秦国继续对韩国发动攻势,图谋攻取太行山脉之间的通道。终于在前262年,秦国攻克了韩国位于太行山脉南段的野王地区。这样就将野王以北的上党郡和韩国本土隔断。韩国上党郡的守军不愿投降秦国,反而将上党郡献给了赵国,赵国决定接受,于是秦赵之间的冲突便可不避免。

两国为了获得这场战役,都动员了规模空前庞大的军队。据史书记载,两军人数都在40万以上,但实际上不可能那么多。赵军由廉颇率领,初战不利,退守长平,两军开始修筑防御工事对峙。然而,规模庞大的军队,所需的给养也是空前的。这一点对赵军十分不利,因为秦军的补给物资可以通过黄河水道,到达由野王后,再经丹水运往长平前线。这就是史书上说的秦国“以水道通粮”。而赵国要补给长平前线,则要翻越太行山脉上狭小的山道。

从前262年到前260年,秦赵两军在长平整整对峙了三年,三年的消耗让秦赵两国都发生了经济危机。秦国发生大饥荒,而统帅白起却要求秦昭王将自己林苑内的蔬菜瓜果拿出来救灾,结果被秦昭王训斥。赵国国力相对较弱,更是难以独力支撑,因而寻求国际援助,却没有得到积极的回应。魏国仅仅只是增兵声援,而齐国更是拒绝对赵国提供粮食援助。赵国已经被逼到“无以食”的地步。

最终赵国撤换保守稳重的统帅廉颇,换上赵奢之子、主张积极进攻的赵括。秦国也由经验丰富战功卓著的白起接任统帅。赵军随后离开防御工事,向西南方向的盆地进军。秦军有意拉伸赵军的阵型,然后从两翼发动攻势分隔赵军。赵军经过40多天的挣扎,最终全军覆没,统帅赵括战死。秦军虽然胜利,但是也因为消耗过度以及内部的不和,而未有做出进一步攻势。但赵国军事上的失败,却导致其力量急剧削弱,境内壮丁严重不足。

隔年,秦国再次对赵国发起攻势,围攻赵国的都城邯郸。但这次攻势却再在楚魏两国的干预下,以失败收场。虽然如此,但也显出了赵国已经难以单独和秦国对抗。此后虽然各国多次组织联军对抗秦国,但效果差强人意,各国之间还不时的彼此敌对。至此,秦国要消灭六国,一统天下,仅仅只是时间问题。

秦军在长平的胜利,使得春秋战国之际的一些列变革终于走向最后一步。战国时代,封国数量不断减少,各国在进行兼并战争之余,也都积极改革自身以顺应社会变革。到战国末期,各国的制度都大同小异。每个国家都具有空前动员力,规模庞大的常备军,几十到数百座坚固的城池。然而国与国之间却没有解决纷争的有效机制,兼并往往带来国力的提升而非衰弱,于是战争的螺旋不可避免。正是长平之战的胜利,为战国时期建立的新制度,送来了立于顶层的尖塔。一种旨在动员领土内一切资源为某个政治目标服务的制度,将停止内部的自我消耗,而迎来最终的指挥者。秦军的胜利,很快将为春秋战国一系列变革的画上终点,同时也为中华第一帝国打开起点。

间幕二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建立起了秦王朝。这个王朝的统治者并未就此感到满足,他们努力将其广大的统治领域整合在一个帝国的框架之下,同时依旧热衷于新的扩张计划,并积极回应来自外部的挑战。以上三者都需要消耗大量的资源,于是这个新兴的帝国很快就感到不堪重负。战国时代那种高强度的动员体制此时依然在运转,但是由于缺乏富有竞争性的对手,这种强度的动员显然无法再为社会各阶层所容忍。

疆域的整合在王朝的三个政治目标中显然最为重要。为此,秦王朝的统治者将所有领土统一划为郡县,治理工作完全交给官僚。为了减轻行政上的困难和阻碍,标准化的道路需要被修筑,车轨、文字、度量衡都必须统一,就连思想领域也不能幸免。

大约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来自草原上游牧民族的挑战开始变得棘手。早期的游牧部落大多分散,而此时他们已经开始形成强大的部落联盟。为了应对这种挑战,战国时代北方的秦、赵、燕三国都在游牧民族经常侵犯的领域修筑起了长城。在秦王朝建立后,他们立即与草原上最强大的游牧民族 -- 匈奴发生了战争,并在原有的基础上建起了更大规模的长城。

如果说在前两项上,秦王朝还多少达到了自己的目标,那么在第三项,也就是帝国进一步向南方扩张的问题上,他们显然离成功还很遥远。帝国动员了规模庞大的军队,修建了灵渠,确只换来包括主将在内大量的人员伤亡,以及一个被孤立在遥远的南方微不足道的据点。

当秦王朝的一代雄主秦始皇去世之后,一系列的阴谋和叛乱随即爆发。这些叛乱主要发生在崤山以东,被秦国新近征服的领土上。叛乱的发起者有旧贵族、下级官吏、贩夫走卒、地痞流氓乃至囚犯,他们一旦获得初步的成功,彼此之间就陷入各种矛盾中而无法自拔。直到此刻,崤山以西帝国的”固有领土“依旧风平浪静,丝毫没有叛乱的迹象。‘

然而,其中有一支叛军大胆向西,他们攻破了函谷关,兵锋直抵帝国统治的核心地区,这给了帝国的神经中枢以极大的刺激。秦二世动员了短时间内所能动员的一切军事力量,交由章邯指挥。这支军队一路向东发起攻势,很快就击溃了数支叛军,陈胜、项梁两位有威望的叛乱领袖相继死亡。直到他们与另一支秦军合作,将自称赵王的叛军围困在巨鹿城之前,一切都还算顺利。



第三战 巨鹿之战

研究巨鹿之战以及之后的楚汉战争,一直存在一个难以克服的困难。有关那两场战争的文字史料,几乎全部出自于司马迁和他的《史记》。这位富有激情的作者在记述历史时,极力融入他个人的情感和想象力,却在许多关键之处语焉不详。加之他本人在收集史料时,采用了大量的地方传说,以至于许多史事矛盾重重真假莫辨。所以我们在解读有关史料时,应该抓住事件大致的轮廓,而适当忽略某些细节。

当项梁战死后,这支发迹于南方的叛军便面临权力重组的问题。当秦军开始围攻巨鹿之后,这支叛军很可能发生了分裂。一位名叫宋义,但背景不明的统帅被杀;刘邦带着部分军队很明显地与主力军分道扬镳。虽然刘邦后来宣称他是受叛军那位傀儡主子的派遣向西进攻秦国本土,但他最初实际行军的路线明显是向东北。他曾经在几次攻击秦军的据点,遭遇挫折。他的军事行动直到数个月之后,才开始变得顺利。

最终这支叛军的主力由项梁的侄子项羽率领,他们渡过黄河试图救援被围困的钜鹿城。当时前来救援钜鹿城的叛军还有很多支,但初期只有项羽所率领的军队采取了积极的行动。经过长达六个多月的军事行动,才彻底瓦解了围攻钜鹿城的两支秦军。虽然项羽究竟在战役中起到的作用究竟有多大,还存在争议。但毫无疑问,项羽在战后暂时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共主地位,而在此役之后秦军再未组织任何有力的抵抗。

刘邦很轻易的攻破了武关进入秦王朝的统治核心-- 关中地区。项羽在战役结束后,过了很久才开始向关中进发,并且据说在路过新安的时候主持针对已投降的秦军的一场可疑的大屠杀,他最终是攻破由刘邦军队所把守的函谷关而进入关中的。

项羽最终还是迫使刘邦向自己屈服,但他的共主地位却很不稳固。之后他有一系列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失败,导致楚汉战争的爆发以及他最终的失败。整整四年的楚汉战争,几乎放尽了帝国的鲜血。当刘邦与公元前202年建立汉帝国的时候,第一帝国已经没有可能再回到秦帝国建立之初时的那种状态。刘邦在恢复大部分秦帝国制度的同时,也不得不分封诸侯,而后他和他的继任者又花费将近60年的时间来削弱这些诸侯。

直到60后的汉武帝时期,汉朝才终于在体制上和国力上恢复到了秦帝国初期的鼎盛。在此期间,他们不仅要忍受北方匈奴部落统一后长年频繁的骚扰和屈辱的和亲,还要坐视南方的三个越族王国成长壮大。汉王朝为了解决来自南北两方的威胁,再一次将国力耗尽。从汉武帝晚年开始,扩张主义的政策逐渐被抛弃,从那时起保守情绪就弥漫着两汉朝廷。

虽然两汉继承了由秦开创的帝国制度,并且一再击败来自北方的匈奴,但是这种胜利某种程度上被东汉王朝的失误给抵消了 --- 当匈奴分裂时,他们没有支持一方赶走另一方,而是将南匈奴内迁,将北匈奴驱逐。于是新的游牧民族继续填补北匈奴离开后的空间,而东汉又一再的将游牧部落内迁,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保守主义政策的后果。这些游牧民族持续的活跃和涌入,将会在魏晋南北朝的大分裂时代,有效阻止某种地方分权秩序的产生。虽然汉武帝有能力击败并消灭了南方的三个越族王国,然而南方的开发却迟至1000多年后的唐代,才算大功告成。中国的经济重心,要到安史之乱以后,才转移至南方。关中地区在楚汉战争中也遇到战火的洗礼,秦王室的藏书和档案被付之一炬,许多著作就此失传。

如果秦王朝能够避免在巨鹿的失败,历史会怎样改写还不得而知。与秦代相距不远的贾谊认为,假如秦帝国专心固守关中地区,那么他们完全能够避免王朝崩溃的命运。如果真是如此,那么他们是否能在更短的时间内恢复第一帝国的力量呢?是否能够比后来的汉王朝更有效的推行扩张政策呢?中国后来的历史会因为这些政策而发生怎样的变化呢?问题依旧没有答案。


间幕三

从东汉王朝开始,土地兼并问题变得棘手。原本西汉时代就已经有所发展的豪强地主,在两汉之间的战乱中,控制了更多的人口和土地,在地方上逐渐成为政府难以制御的势力。因为隐匿自己名下的土地和田产,可以减少因纳税而带来的经济负担。一旦有强力的豪强开始这么尝试,其余的豪强地主也立刻效仿,东汉王朝对此毫无办法。强势之如光武帝,其“度田”政策依旧失败。

从东汉中期开始,即便天下依旧太平,东汉政府所掌控的户口却长期稳定毫无增长。土地大量向豪强地主的手里集中,生产效率带来的收入的提升全都流入豪强们的腰包。在统治机构中,汉代以通过官员举荐人才来选拔官员的做法,又导致了“士族集团”的产生,这些人通过师友、门生、故吏、乡党等等社会关系而形成了大大小小的集团。有些家族世代占据显赫的职位,像袁、杨等家族“四世三公”。这些士族集团与地方上豪强互为表里。于是地方豪强之间的纷争也传递至统治机构内部。

土地兼并后,单位土地所需的劳动力减少,则丧失土地的小自耕农必然增多,他们浪迹于乡野之间,却无立锥之地。政府所掌控的土地和户口有限,则财政收入必然受限,由此导致政府公共设施建设以及公益救济的能力也受到限制。这一时期,工商业的发展也到达某种瓶颈而无力突破,因此多余的劳动力无从被消化,只能成为社会动乱的根源。一旦发生天灾,更多民众破产,政府无力救济,则民变动乱的爆发就不可避免。从东汉中期开始,动乱民变的规模越来越大,从几千人,到几万人,再到数十万人;影响范围由县到郡再到州。终于,闻名天下的“黄巾之乱”登场了,当这场民变被平定之后,东汉中央政府的权威和控制力变得空前的弱,而豪强士族们的力量则变得空前强大。

很快,就没有任何秩序能够再约束这些地方势力的行动了,他们纷纷组织属于自己的军事力量,相互之间展开残酷的混战。旧的秩序已经彻底崩溃了,而新的秩序尚未形成。

第四战 赤壁之战

广义上的三国时代,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从黄巾之乱(184年)到夷陵之战(221年),可以称为前期。这一时期,整个中华大地上群雄并起,势力间此消彼长,新旧更替,势力版图经常变更。从夷陵之战后(222年)到西晋灭吴之前(280年)可以称为后期。这一时期天下三足鼎立,魏蜀吴的势力版图相对稳定。

经过早期的诸侯混战后,公元208年,一位名叫曹操的军阀已经大致上统一了华北地区。此刻中国的南方还处于分裂状态。江东的孙权集团和荆襄的刘表集团依旧处于对立中,西南方的刘璋集团则存在严重的内部问题,远在越南的士氏集团则是一副山高皇帝远的样子。

经过七个月的准备后,曹操率领军队南下,不久刘表病逝,位于荆襄的刘表集团内部分裂。刘表的一个儿子刘琮向曹操投降,希望进行军事抵抗的客军将领刘备则在被击败后,与刘表的另一个儿子刘琦在夏口回合。两人的势力被压缩在长江北岸一带很小的一块区域。

曹操的谋士建议他在此时先巩固他在荆州地区的统治,但他却没有听从,不仅分散了兵力,还给孙权送去了夸大其辞的文书,希望以恐吓的手段迫使其投降。最后他还带了一支军队前进到了一个叫赤壁的地方。与此同时,江东的孙权集团经历了短暂的恐慌后,立刻快速与刘备联合,以回应曹操的挑战。联军前进至赤壁,与曹军遭遇。

史书里有关赤壁之战具体过程的记述虽然不少,但内容却十分诡异。《三国志》的《魏志》中记载的将领有数百人,可是除曹操本人外,竟没有一人有明确参与赤壁之战的记录。刘备的军队按说应该参与了这场战役,却也没有任何将领留下明确战绩。只有孙权一方,参战者的名单老长老长。

曹操所率领的那支军队在前进到长江南岸的赤壁附近后,遭遇到孙刘联军的抵抗,战斗并不顺利。曹操将军队撤回长江北岸的乌林。经过一段时间的对峙后,曹操的水军遭到来自敌方的火攻。曹操感到没有取胜的希望,于是放弃营地,将军队撤回了上游的江陵。

孙权和刘备此后对被曹操势力所控制的荆州地区发动了攻势。孙权的攻势基本沿长江进行,经过艰苦的作战,终于将到荆襄平原最西端的夷陵为止,长江沿岸的所有区域尽数占领。而刘备则将军队推进至曹操势力最为薄弱的荆州南部地区,轻易地就控制了大片土地。曹操及其后继者再也没能推进到如此之南的地区。

此后直到夷陵之战结束,曹操及其后继者控制了华北、关中、河西走廊、黄淮平原以及荆襄平原的北部。刘备丧失了荆州,但是获得了整个四川盆地,汉中盆地以及部分云贵地区。孙权控制了荆襄平原的南部,江东,荆南以及荆州以南的广大南方地区,甚至延伸至越南北部。三个势力都先后宣布继承东汉王朝而称帝。其中,刘备建立的蜀汉,与孙权建立的东吴,竟然开创性的采用了二帝并尊的策略,借以对抗北方强大的曹魏。这样的安排直接挑战了那个时代人们心中“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的传统思想。

曹魏、蜀汉、东吴三个政权建立后,都未能恢复对地方上户口与土地的控制。三个政权控制的户口加起来,还不到东汉王朝鼎盛时的六分之一。豪强、士族们的力量没有丝毫削弱,反而得到了增强。曹魏王朝为了适应这种趋势,甚至采用九品中正制,专职的推荐官几乎完全依照士族的势力强弱来为士族子弟安排职位。也因此,不同的士族豪强集团之间的竞争并未停止,即便一时有强力的统治者能够压服各方,仍不能长久维持和平。

取代曹魏的西晋王朝曾经一度统一过中国,然而其未能重建中华第一帝国的荣光,便在“八王之乱”的内耗中自我解体。华北的少数民族和游牧部落已经与汉人杂居多年,此刻也趁机起事。新的游牧民族还从北方不断涌入。整个北中国陷入一片混乱中。南方的情形只是略好,然而小规模的战争、叛乱和势力兼并还是此起彼伏。

那么赤壁之战的意义究竟在哪呢?即便曹操能够在当时击败孙刘联军,统一南北中国,他依旧无法恢复政府对地方上户口和土地的控制,那么最终他依然无法避免帝国在他死后的分崩离析。孙刘联军的胜利,只是使一个分裂的帝国,转变成为三个分裂的王国。

所以赤壁之战的意义并非在政治上,而是在文化上。当东汉王朝最初崩溃的时候,以士族为主的知识阶层还是渴望恢复一个统一帝国的秩序。然而在赤壁之战后,随着魏蜀吴三国的建立和对峙,士族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

为蜀汉和东吴的政治人物,如周瑜、诸葛亮等,开始成为士族们欣赏的对象。关羽、张飞之类的蜀汉将领,则成为武者的榜样。西晋时期,江东的士族们不再愿意离开乡土,到遥远的北方去为中央政权服务;勇将们喜欢将自己比作关张,而诸葛亮则积累了一票像郭冲那样的脑残粉。中国的知识阶层,开始在思想上、文化上抵触正统,迎合异端,心态上也愿意接受某种程度的分裂局面。这样的局面,对于士族豪强阶层来说,自然也是符合其利益的。

然而,这种思想文化上的冲击虽然猛烈,但最终还是没能导致一种全新的地方分权秩序的产生。它只不过将中国维持分裂状态的时间,又进一步的延长了。一些新生事物,开始在这片分裂的大陆上滋长。而孙刘联军在赤壁的胜利,更是为这一切提供了催化剂。


间幕四

魏晋南北朝史,可能是中国三千年历史中,最难以叙述的一段。其纷乱错杂之程度,前无古人,后恐怕也难有来者。

政治上,无数政权被建立,又再很短的时间内消亡。势力版图常换常新。每个政权的统治基础都不牢固,所以一碰就碎。军事上,由于马镫的出现,骑兵的地位进一步提升,重装骑兵开始发挥威力。思想文化上,魏晋玄学盛极一时,然而更具持久影响力的,是佛教的传入。总的来说,这一时期战乱频繁,但有决定性的战役不多。北方战乱较多,战况也较为惨烈;南方相对稳定温和一些。

从统治结构上来看,位于的南方政权们在三百多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任何的变化。豪强地主和士族们的强势依然如故,但他们却无法建立一种新秩序,使他们的权力能够被有效的制度化。另一方面,政权的统治者也只能凭一时之威势来驾驭这些不易掌控的势力,后继者往往被各种政治集团力量任意摆布。政权理论上统治广大的地区,但实际上能控制的往往只有国都周边。

北方政权们的情况则略显不同。首先,频繁的战乱导致地方上的豪强纷纷筑起坞堡。各个坞堡之间又进行结盟。这些坞堡内部形成紧密的共同体,大量的土地和人口依附于堡主,并在其指导下进行生产。这样的坞堡经济假以时日,或许能创造出一种新秩序。然而他们并没有成功,这部分可以归咎于少数民族和游牧部落的活跃,以及不稳定的东亚季风气候。后者往往导致许多大范围的自然灾害,它们将严重削弱受灾范围内的坞堡抵御外部攻击的能力。

少数民族大多还保留着凝聚力和动员力极强的部落组织结构、尚武的风气,以及在必要时劫掠其他生产者的习俗。游牧部落更是具有生产作战一体化、全民动员以及机动性的优势。以上两者的暴力优势一旦显现,往往能吸收大量的依附人口,依附人口的增加又强化的暴力优势。相对较为弱小的坞堡往往只能选择向这些拥有暴力优势的集团屈服。于是北方政权的统治者往往出自这些少数民族集团,即便他们已经在某种程度上饱受汉文化的熏陶。

虽然北方的统治者,能够动员和使用相对较多也较强大的军事力量,但是他们并未对地方势力内部进行结构上的改组。部族与豪强所控制的人口,依然由部族与豪强首领的直接管制。统治者的权力稳固,则有赖于这些首领们的效忠。一旦后者决心集体反叛,一个政权在顷刻间就会分崩离析。383年的淝水之战,更毫无疑问证明了北方政权统治者地位的脆弱。前秦君主苻坚带领号称87万的大军南征,居然未遭遇有力军事打击的情况下,就自行瓦解了。

真正的变革还是发生在由拓跋鲜卑所创立的北魏上。这个政权从华北的边缘地带开始下手,在吸收依附人口的时候注意其内部的权力结构完全粉粹而重新编组。以这种方式,北魏王朝逐步拓展自己的基地。当他们占领整个华北时,则毫不留情地对地方豪强与士族动手。随之而来的则是均田制改革和租庸调税收制度的确立。大量的人口和土地,被从地方豪强和部族首领的控制下释放出来,被政府编入户口,定期向政府交纳额定的租税。到北魏末期,其统治领域下的户口数,已经大致恢复至两汉鼎盛时期的水平。

然而,北魏王朝未及向南方展示其新生的统治力量,便由于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上的问题,而在一系列的民变和兵变后,为军事强人所分裂。只是分裂后的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都继承和延续了北魏均田制改革的成果。


第五战 平阳之战

从北朝晚期到初唐,有一系列会战都相当具有决定性意义,但以对后世影响而言,还是北周对北齐的平阳之战为最。

研究北齐的衰弱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当北齐的前身东魏建立时,其军事力量之强,完全凌驾于西魏之上。若非沙苑之战出人意料的以少胜多,西魏早已被彻底消灭,也就不会再有后来的北周了。无论是北周与北齐并立之初,还是到后来的平阳之战前,北齐似乎都能比北周动员更多的军力。北齐政府所控制的人口两倍于北周,经济上也远比北周发达。按理说,应该由北齐将北周一举荡平才对。

然而,若我们仔细检视历史,又会发现,随着时间推移,以关中地区和四川盆地为主体的北周政权,渐渐的取得了某种程度上的优势,使得它可以逐渐凌驾于以华北平原为主体的北齐之上。类似的优势,在秦国对抗六国时也曾出现。只是北周所面对的是一个完整的北齐,而不是齐赵魏韩四个分裂的王国。

北周政权为了能与北齐对抗,几乎想尽了一切办法,尽可能的增加所能动员的军事力量。他以自己出身的武川镇军人结合关陇地区的豪族,形成了有名的关陇集团。又创立了府兵制,以土地和免税政策换取兵源。据说北周的均田制政策,也比北齐贯彻得要更彻底,因为北齐相对发达的经济,更容易导致土地的兼并。北齐方面,因为经济相对发达,为了增强军队战斗力,也多用私募兵员,然而这样也相对加剧北齐的内部矛盾。

北周和北齐两个政权都有严重的内部矛盾,但内部矛盾对北齐的政治影响和干扰显然更大一些。在外交方面,北齐也逐渐陷入不利。公元573年,北周结好南方的陈朝,劝说其进攻北齐。因为北齐占据的淮南之地,对陈朝威胁极大。基于“守江必守淮”的原则,陈朝计划攻占淮南。然而,后世许多学者指出,对陈朝来说更长江上游的防务同样十分重要,川蜀和荆北控制在北周手里,对陈朝同样十分不利,陈朝在这方面却没有认真考虑。当陈朝进攻淮南的时候,北齐因为顾忌对北周和突厥的防务,没有尽力救援。当然,事后也证明陈朝日后对北齐的威胁极小。

到公元575年,北周内部相对稳定,而北齐则内部矛盾则持续发酵。北周武帝宇文邕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所以开始对北齐发动攻势。惮于北齐的综合国力,北周最终放弃与北齐在河洛平原上进行拉锯,而是选择了一条相对比较艰难的道路:先沿吕梁山脉和太岳山脉之间的汾水河谷北攻至太原(晋阳),然后再向东南由滏口径走出太行山脉。以常识来说,由这条路线进攻北齐是没有胜算的,因为沿途可以设防固守的点实在太多。所以宇文邕一开始根本没打算采用。只是后来发现进攻河洛实在难以达成目标,很可能是抱着一试的心态,采取了这条路线。576年的十月下旬,北周军队开始围攻平阳,平阳城守军不多,似乎也并无坚守的意志,所以在10月27日开城投降。

虽然史书上对北齐后主高纬极尽批评诋毁之能事,但他最大的问题还是缺乏坚强的意志和全盘的战略规划,所以听凭各种政治力量的摆布而无法控制局面。至于他和冯小怜之间那点事,大家权当八卦听听。当10月11日平阳城的告急文书送来时,高纬本人正在晋阳(太原)附近打猎,因此他身边很可能正带领着一支数目不小的军队。据说应他所宠爱的冯小怜的要求耽误了他集结军队的行动,但实际情况是他在7日内就集结10万军队,在10月25日就出发救援平阳。他此刻最不该做的事,就是在危急的气氛中仓促进军,然而他却这么做了,这很显然是受到某种来自外界的压力。后世的批评者却普遍指责他和冯小怜耽误了对平阳城的救援。如果冯小怜真的对高纬有什么耽误,那显然是在救他,而不是害他。因为已经距离冬季不远,而北周的军事力量未必能持续进攻。北齐在汾水河谷还拥有许多坚强的据点,如果北齐的军事力量集结在晋阳周围,北周军队就连靠近晋阳都会十分困难。 如果宇文邕真敢攻到晋阳城下,恐怕遭遇惨败的将会是他。

无论是因为什么,高纬最终率领大军进抵平阳城下。宇文邕忌惮北齐的军力,于是将北周军主力向南撤退至玉璧城,只留少数精兵坚守平阳城。希望诱使北齐军屯兵坚城之下,消磨其锐气。如果平阳城被攻下,北周军撤退,也不会有什么大损失。如果北齐军攻城不下,北周进军主力决战,或许能够取得一场决定性胜利。因此北齐军围攻平阳城,对北周来说可以算是稳赚不赔。

北齐军在11月3日开始围攻平阳城,却不能攻下。12月6日,北周军主力又返回平阳,与北齐军决战。两军都各自分为两翼。北齐军原先明明挖掘了壕沟工事而采取守势,但高纬或许是感受到了某种压力,又改变主意填平壕沟主动进攻。两军交战后,北齐军右翼的状况还行,但左翼的战况似乎不太理想。这导致了高纬心中产生恐慌情绪,于是他和少数人离开了军队。这有极大打击了北齐军队的士气,终于造成了全面崩溃。

高纬本人甚至不愿停留在晋阳再做抵抗,他在逃往晋阳后又立刻逃回了首都邺城。北齐军出于愤怒,将他的堂弟高延宗黄袍加身。高延宗在晋阳城坚持抵抗,几乎击败了宇文邕。宇文邕在逃离晋阳时也产生了胆怯和动摇的情绪,但稍后在部下的鼓励下,还是卷土重来,击败并俘获了高延宗。从这里就可以看出高纬和宇文邕两人的差异和高下。

到此为止,北齐军的主力几乎损失殆尽,士气全面崩溃。所以宇文邕继续进军,次年的1月18日轻易地占领了北齐的都城邺。二月以后,北齐就再无有力的抵抗。不久,北周就彻底消灭北齐,统一了北中国,顺便把北齐丢给陈朝的淮南之地也抢回了。又过了几年,隋朝取代北周,中华第二帝国的建立势不可挡。

北周消灭北齐对后世最大的影响,倒不是中华第二帝国的建立 -- 那是必然之势 -- 而是中华帝国的政治中心此后又一次的放在了关中,而非华北平原。对于一个地方政权来说,关中地区或许是一个易于防守的险固之地,然而作为一个帝国的政治中心来说,此地的交通补给实在过于困难。隋炀帝看出了这一点,于是极力经营东都洛阳。然而他透支第二帝国的资源,激发了民变,险些造成第二帝国的崩溃。这个隐患一直到唐末都未消除。

北周的统一也使得均田制、府兵制和租调制的改革成果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得以延续。它们都在第二帝国的早期发挥着极大的作用。若是由北齐发起统一,想要维护这些成果,想必会困难得多。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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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V5 涓涓之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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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10-23 15:20:44 | 显示全部楼层
间幕五

公元589年,北方的隋朝消灭了南方的陈朝,中国经过300多年的分裂后又再度统一。中华第二帝国的大部分制度,隋代时都已经建立,稍后的唐代只不过进一步将其完善并发扬光大。为了防止政治权力被世家大族垄断,科举制开始被建立,不过它在隋唐时期还远不足以消灭士族的存在,后者往往能够通过一些推荐程序以及自身家势累积的资源而取得入官的捷径。

无论是均田制、府兵制还是租庸调制,其维持都有赖于政府对土地和人口的控制。虽然唐代政府对其官僚体制做了一番完善,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其效能依然不足以维持政府对土地和人口的控制。

均田制方面,首先随着人口的增加,政府发现自己已经没有多余的土地可供再分配;其次,是土地的再分配本身也开始不受政府控制。小自耕农总会因为某些原因破产,进而卖掉自身的土地。因为交易大多都系非法,所以被交易走的土地也不再受政府控制。敢于兼并的地主往往拥有一定的势力,或是能够得到某种程度的政治保护,官员无力惩处,只能听之任之。政府往往只负责征收规定数额的税收,对于实际土地所有权的变更和流向问题则毫不在乎。

府兵制也同样在衰退。原本属于府兵的土地逐渐流失,府兵的财产被上级占有,府兵本人则被当做劳役使唤。府兵作战要自备武器和粮饷,许多人渐渐开始承受不了这种负担。平时管理府兵的折冲将军,与带领他们作战的将领,也不是同一人。所以,前者的团队可以尽情的盘剥府兵,却不需要为后者在战场上的失败负责。当然,后者同样在虐待府兵上毫不手软,希望能够在战役结束后尽可能多的压榨府兵的劳力和占有府兵自备的粮饷。既然当府兵是如此恐怖之事,自然而然,不仅没人肯入府兵籍,既有的府兵也在不断逃亡。一旦战争爆发,被征调的府兵甚至集体抛弃家业逃亡,被迫保有府兵籍的人,宁死也不愿意出征,杜甫的《兵车行》就很好的描述了府兵家庭的心情。

租庸调制也是一样。因为租庸调的额度全都是根据均田制所规定人均土地额度定制,无法应对土地流动后分配不均的状况。所以无力承担税赋而破产的自耕农越来越多。更何况政府还会将兼并后流失的土地和人口的税额,摊派在其余还在自己控制之下的土地与人口身上,进而导致破产的连锁反应。

除此以外,李唐王朝还面临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帝国的政治中心在关中,为了负担政治中心的运作,帝国每年需要输送大量的资源进入关中,这就需要一个有组织的漕运计划。这样的计划,究竟该如何才能做到持续有效长久的进行呢?

李唐王朝对于以上各种问题,都缺乏一个全盘有效的应对计划。他们通常希望地方,或者负责执行政策的官员,自行解决问题。当地方官员或执行官员发现他们的权限不足以解决问题时,李唐王朝则干脆委任权限更大的临时性官员。于是节度使、巡抚使、处置史、观察使、转运使、户口使、租庸使、盐铁使等等名号蜂拥而起。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当属节度使,他们通常能够统管数个州的军事和行政,权力很大,通常配置在边区。由于府兵制的崩坏,李唐王朝开始让各地自行募兵配送到边镇,这些兵员很容易就为节度使软硬兼施所控制。到唐玄宗开元年间,李唐王朝已经设立了10个节度使。当这些节度使中个别人的势力发展到足以威胁中央政府的地位时,各种矛盾冲突就不可避免。

李唐王朝的历史,基本上就是节度使这种地方权力不断成长壮大,最终将整个王朝吞并消灭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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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8-16 11:04:16 | 显示全部楼层
保留以后观看,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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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子座大卫勋章海洋之心

发表于 2016-9-11 22:54:34 | 显示全部楼层
谢谢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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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0-8 22:51:51 | 显示全部楼层
dddddddddddddddd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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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黄蜂通行证

发表于 2016-12-14 18:36:32 | 显示全部楼层
楼主总结的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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